由于明皇是开国皇帝，明初皇帝的力量较强大，到了明朝中后期则文官的力量变的强大起来。明皇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明皇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明皇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著名儒士钱宰被征参编《孟子节文》，一日散朝回家，随口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明皇便问钱宰：“昨天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听，吓得忙磕头请罪。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明皇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禄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明皇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1370年，明皇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某些野史记载，明皇出生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此类记载多为不实。明皇从未忌讳谈及自己曾为和尚，《大明皇陵碑》及明太祖御笔诗文等都大谈少年时做和尚的事迹。野史称明皇忌讳“光”“秃”“僧”“生”等字眼，缺乏一定的可信度。

以上关于“文字狱”的记录，不见于《明史》《明实录》等较正式的史书。经王春瑜、陈学霖等历史学家考证，大多为不实记载。

如上文提到的徐一夔，在野史中记载为明皇所杀。但是据《杭府志.职官表》和《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徐一夔所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其日期为建文元年。因此“明皇因文字而杀徐一夔”为误。

野史记载僧来复（见心）的《应制诗》中有诗句触怒明皇，被斩。然而考证《补续高僧传》《继灯录》，可得知僧来复是因为胡惟庸谋反时，与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杀，告发者为僧智聪。（所谓触怒明皇的《应制诗》，其实收录于《皇明雅颂》，颇得赏识。）上文提到的文字狱使文官人人自危，不得不设计标准措辞，实情是户部尚书茹太素等人所写的奏折过于冗长，字数一万多，朱元璋为防止再次发生，设立了文体规矩。

所设立的文体规范，有“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以外，无其他应避忌讳”的规则，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名字为两个字，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无需避讳，也无需避讳皇帝名字的同音字。

编辑本段紧抓教育明皇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明皇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明皇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明皇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是，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明皇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明皇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