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40

来顺走的那天，我们一群人都哭了。我当时特别为来顺伤感，听说他家挺穷的，其实年纪不比我们大几岁就出来当兵了。记得以前听我爸说过，有些时候部队里面的新兵蛋子常常被欺负得特别惨。我不知道来顺那张傻乎乎、不会拍马屁的薄脸皮究竟能否在部队吃得开——甚至想得更远一些，他指挥教训的这一群人，在两三年后将会迈入高等学府，深造，好工作，好收入，好房子，好生活——而那时候，他在哪里？

这种想法被我妈听见又会被斥责为幼稚，而我爸则会呵呵一笑来原谅我的愚蠢。

我妈看问题永远从“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角度出发。她的世界容不下弱者，也不存在什么“起跑线不一致”的不公平。你过得不好，票子少、房子小，那就怪你自己没能努力爬到高人一等的高度去过好日子，是你活该……

而我爸，则会从他那用《参考消息》和政府内参培养出来的宏观角度去宽容我这个小屁孩微观的偏激。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均是暂时现象，而一个社会对于竞争和效率的追求大于公平，是发展阶段的需要，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过好日子，现阶段从宏观角度来说……

全是废话。

我讨厌他们的冷酷。成人的冷酷。

我只记得来顺对我们说，他羡慕我们能读书。

然后挥挥手，说：“好好学习。”

我哭得一塌糊涂。余淮低着头，抿着嘴，不说话。

No.41

于是，我们正式开始了新学期。

一大早上，张平就把余淮他们这些坐在后排的高个子男生都叫出去搬书。一摞一摞用塑料绳捆扎的新教材被他们运进教室，我很兴奋。

每个新学期发教材，我都兴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这德行，教材是从第一排往后面传的，我那时候很羡慕前排的同学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剔除掉所有页边折损或者有污点的，挑出一本最新的留给自己，剩下的传给后桌——然而后来我的一个小伙伴万分苦恼地说，她当时被分到一本破了的书，于是就重新挑了一本，把破的塞回去继续往后面传，被老师批评了。

当众批评。然后班里面一个很受老师喜爱的男孩子站起来，主动领取了那本破书，得到了全班的热烈鼓掌和老师的表扬，哦，还有一朵小红花。

我那个小伙伴非常非常痛苦，她盯着我，很认真：“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朝那个男生要那本破书，他不给！这样下去，老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我拍拍她的肩，真心地为她难过。

被老师记仇，还是一辈子，多可怕啊。

No.42

后来我也不知道那本破书的归属，是不是被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带回家用相框装饰起来了。

教材不便宜。作为消费者，怎么会抢着要一本破书？维权意识真他妈差。

我正在胡思乱想，书已经发到了手里，爱不释手地翻看，感觉到余淮很诧异的目光。

“怎么了？”

“你……第一次看见高一的教材啊？”

“对啊，不是刚发下来吗？”

他耸耸肩：“对，对，没事了。”

No.43

然后，我就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武器——卷成筒后包裹上废报纸的旧挂历。

我不喜欢文教店贩卖的那种花花绿绿的书皮纸。书皮只能有三种——棕色牛皮纸、白色挂历纸、蓝灰色绘图纸。

除了挂历纸外，另外两种严重仰赖你父母的职业属性，而我爸妈的工作性质，估计能拿到的只有发票账本和政府工作报告，而这两种是断然不能拿来包书皮的。

当我喜滋滋地打算开工的时候，看到了余淮那副眼珠子几乎要掉在桌面上的惊讶表情。

“没见过包书皮啊？”

“你从哪个年代过来的？现在你还包书皮？”

“我不喜欢书磨损得脏兮兮的。”

“花拳绣腿。”

“你管我？！”

我慢慢从书包里掏出剪刀和透明胶，余淮的叹息也越来越沉重。

包好了之后，拿出钢笔慎重地准备在封面上写标题和班级姓名，我虔诚得就差净手焚香了，突然想起来我的字写得很丑。

以前包书皮都是我爸给我写名字的，我爸写字特别好看。我说了，他放假在家的时候就喜欢养花养鸟写毛笔字，跟离退休老干部似的。

我的笔尖悬空很久，终于被我放下来。

“怎么不写了？”

“我写字不好看。”

“形式主义。写上书名和你的名字，你自己知道哪本是哪本，别人知道是你的就行了，你还想拿相框装起来啊？”

和我当年对那本破书的恶意揣测如出一辙，我笑了，把余淮吓愣了。

“对了，”我突然想起“最好的时光”，所以很激动地揪住他的袖子，“余淮，你帮我写吧，你好像写字很好看啊。”

余淮被恭维了后就不好意思继续谴责我的形式主义，别别扭扭地拿起钢笔。

“写得不好看不许怪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