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档案。济南的日军细菌部队先设在济南市经6路大纬6路，1942年迁至经6路纬9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代号为第1875部队，日本陆军防疫处的这座大楼曾是日军的陆军医院，当年，1875部队曾在这里多次进行细菌试验和*解剖实验。

朱建信介绍说，“新华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在济南的另一支细菌部队提供*研究标本，注射细菌，而最惨无人道的就是*解剖。

一个当年在这支部队担任军医的日本人竹内丰交代，在侵华期间，他主要从事霍乱、伤寒菌的研究，并多次用活人进行实验。

竹内丰说：“1943年8月，我从日本济南陆军医院内科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这是上级的命令。在我去前，他们就要来八路军俘虏11人，用9人接种感染伤寒菌。我去后对另外两名俘虏接种了鼠疫菌，为观察他们内脏感染病理反应，我们就对他们进行*解剖。”

仅仅一个月不到，竹内丰就与另一个叫木村的军医*解剖了11名八路军战俘。

据调查，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除了鲁西霍乱作战，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1940年的浙江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的内蒙五原的鼠疫战。

石井四郎多次说过：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依靠细菌战。因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作战时，就频频使用这些细菌武器投入实战。

细菌战问题研究者秦一心介绍说，日军1875部队旧址是同731部队齐名的一个细菌部队，它曾经用新华院的八路军战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做*解剖，用来生产细菌武器，它产生的细菌武器，在山东的卫河流域，馆陶、临清一线大量释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据地的20万军民的惨遭无辜伤害。

地处卫河流域的临清和馆陶，是当时山东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日军为了消灭这里的抗日力量，决计从这里下手。

1943年8月，鲁西作战正式打响，日军将这次作战代号为“霍乱作战”。

日军在济南的1875细菌部队，是实施这次细菌战的部队之一，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时，正值汛期，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涨。8月下旬，日军第59师团的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扒开卫河大堤，霎时，汹涌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冲向河西的低洼地带，随水而来的霍乱菌幽灵般地潜入千家万户。

此次“霍乱作战”是日军在山东也是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洪水泛滥，霍乱流行，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万多名中*民被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常德不仅是陪都重庆等地区的战略门户，也是大后方粮食供应的中转基地，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常德，日军阴谋用细菌战来达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晓，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飞抵常德上空，带有鼠疫菌的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等杂物被撒下。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

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1日，日军第6方面军集中134000人，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北、东、南三路向广西桂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四战区12万人死守两地，11月4日，日军猛攻桂林，与桂林守军发生激战，战至11日，日军使用毒气弹，遂攻占桂林。

战斗进行当中，国民革命军第131师391团的指挥所和伤员转移到七星岩，在这里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日军久攻不下，丧心病狂地释放了毒气弹，战斗结束后，人们从七星岩内抬出823具尸骨，后来合葬于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们的墓前，建有“纪忠亭”，警示后人不忘日军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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