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

这一整年,我变得对救护车来去的声音极为敏感，每回看到它们从清冷的马路上卷着风开过,就像蚂蚁正在啃噬我心底的软骨一样酸痒难当。

那年春末，宋姨在职工体检中发现肝部一个7.10CM*6.22CM*5.20CM的肿瘤。

随后几日,在市里医院中确诊为肝癌。晚期。并且因肿瘤贴近肝脏动脉,无法达到手术指标。

而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发现宋姨在迅速消瘦,饭后呕吐，并且总是喊胃疼，可除了一把一把的塞胃药之外,她无论如何不肯就医,简叔甚至为此与她大吵，无果。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病情在不知不觉中会发展到这样一个恶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突然到甚至无法从她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与轨迹中探寻到一点蛛丝马迹。

我们所有人感到失力，几乎需要宋姨反过来安慰我们。

确诊的那天下午，骄阳似火，我在接到简乔的电话后从学校宿舍疯了一样地赶回家里，简叔见我撞门进来并没有理会，而是神情焦灼，手势繁乱地在打电话给他的那些战友，企图能找到一个可靠合适的医院，而宋姨独自坐在阳台上晒了许久的太阳，看到我，招招手。

我在她边上蹲下，想说话，却在手刚碰到她柔软的膝盖时开始掉眼泪。

她摸摸我的脸，说：“哭什么，傻姑娘，谁不得有这么一天，命都是跟老天借的，它要收，没办法的呀。”

我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融化，漫延，像刚从光怪陆离的梦中醒来，却发现梦里所有的恐惧和嘲弄都是真实的。

就像那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地震，一路裹着沙砾和漫天尘土，轻轻松松击碎了我们的家，到了六月下旬，简叔在医院赔尽了毫无意义的谦卑笑脸，依然换来各种专家最了当的言语和深切地摇头，而经过一次差强人意的介入疗法，宋姨又入院做第二次治疗，简叔则因为过度紧张，血压飙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指数，险些也要住院，于是那一回，是我，简乔，简鱼，秦东四个轮番在医院里守夜。

我头一次真实地感觉到一个人正被死亡的阴影逐步逐步密不透风地笼罩。

她变得不再是我认识的热情的，活力的，永远挂着豪气笑容的那个宋姨。

她变得反应迟钝，失眠，无缘无故地发怒，脸几乎瘦成变成一个平面，没有血色，手臂干枯，惨不忍睹，而我在帮她擦身的时候，可以轻轻松松地抱起她整个人。

她大部分时间发出的声音，都是夜晚悄无声息的时候你不敢去打扰与分辨的呻吟，剩下的时间，她不太愿意对任何人说话，包括简叔。

而身边的许多事，也在那段日子开始用一种我不能察觉的方式发生着质变。

有许多次，我听见小鱼躲在医院的厕所里偷偷哭泣，她刚刚开始工作，正在做助教，工资奇低，压力巨大，她软弱平实的性格不太适应大学新生的古怪与刁钻，和学院里因为转正与职称等等问题引发的沉默而惨烈的勾心斗角，但这些，却没有人有空分担。

秦东则喜忧参半，他取得了意大利一所知名美术学院的OFFER，原定十月成行，但据说他父母并不愿意放行，于是双方正在用一种平静却激烈的方式拔河较量，他那段时间住在简家的客厅里，没有钱，没有车子，没有女朋友，穷困潦倒，他说自己像是被简乔包养了。

而简乔是最忙碌的，他为某知名作家打了一单维护著作权的案子，登上了报纸，他推掉了几分专业杂志的采访，穿梭在医院与事务所之间，疲于奔命。那时原子公寓刚刚装修完毕，他却依然常常回到家里，我偶尔会看见他半夜趴在书桌前睡着，睡相难堪。

每个人都是心事重重的。

相比之下，我升入这座城市里一所三流美院的大二，被秦东嘲笑了N+N次，也成了家里最闲的人，于是花了大量的时间陪伴宋姨，在触延到心底的无边无际的压抑中，我觉得那样是唯一能心安理得的方式，因为谁都明白，她的时间已经被最绝情地虏夺，所剩无几。

在那段日子里，我原以为在医院睡过头错过了思政期末考试大概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最波折与尴尬的事情了。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宋姨在某一天晚上清醒后，开始喊饿，我一边喂她阿胶红枣乌鸡汤，一边忍受着她用怪异的目光扫量我。

她的眼窝是深灰色的，病态的凹陷着，盯我觉得浑身不适，很小心地把汤一勺一勺从她嘴边喂进去。

忽然，她问：“飒飒，简乔不好吗？”

“好啊，很好啊，什么都好。”

她挡开我送过去的汤勺，我眼见汤汁滴落到纯白的被单上，洇出一个泛黄的点子，刚抽出纸巾去擦，宋姨却从抽屉里摸出原子公寓的钥匙，说：“去，去找他。”

“他说明天下班会过来的……”

“你不听我话了？”宋姨莫名地暴躁。

我摇摇头，很茫然与困惑。

许久以后，她的眼神里出现了许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愧疚，失落，和清淡的伤感，她往后靠了靠，说：“简乔真是个好儿子。前几年他原本有机会可以出国深造，我是不懂，就听人家说是个很不错的学校，但是飒飒啊，你知道出国是要花很多钱的，可我和你简叔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