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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有先不去理会安大浪，小凤仙也就不见为好，最好撇清与此事的干系。

杨度见他在发愣，猜到他与安大浪之间一定达成了某种利益互换关系，却没想到小凤仙对蔡锷动了真情，帮他脱离京城。

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登基改元，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

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

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日后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

“子爵”还是“二等”。

再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追授了个“三等男”。

杨度坚信自己会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

云南首义于民国4年12月25日打响，随即福建唐继尧，江西的李烈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广东的龙济光······

各省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形势所迫，都纷纷宣布独立。

这时候，袁世凯又想到了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军队，而段、冯两大将的态度却显得很暧昧。

段祺瑞在北京装病，而冯国璋不肯去北京，也称病南京，拒绝北上。

这时他身边已无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而他自己呢？

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筹钱，又要管军事。

云南讨袁军突起后，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一方面命政界减薪，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

有功者男爵加封子爵，少将升为中将，旅长升为师长，或者赏食双俸。

但往往开的只是空头支票，难以兑现。

各国使馆见形势不妙又退还改元的公文，因此袁的登基把戏一再延期，2月23日，袁有明示延缓登基之令：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

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

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

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谁也没有想到局势会发展的这么快。杨度也一时不知所措。

安大浪本想将小凤仙交予袁克定处置，但是杨度出面后，就没有下文了。

袁克定也不来了，明显要与她疏远关系。现在见南方战事，正在焦作状态，局势不明，她也开始为自己想退路了。

留着小凤仙，说不定哪一天见到蔡锷，也好有用。她又把小凤仙从地牢里放出来，好生养着。

战事一起，战火边沿的穷苦人都纷纷向北逃来，京城外围一下子多了许多难民，铁拐李为此头痛不已。

本想着能天下太平，现在反倒好，战火又燃了起来。帮众兄弟们的心开始动摇了，纷纷指责当初不该听杨度的唆使。

袁克定的新军，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只能作为预备队留守下了护卫京都。

蔡乃煌也在时刻关注的前方的战局，要是真的打过来，自己该怎么办，袁氏父子，是不会想到他的，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是。

当云南起义后，江苏将军冯国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如果说北洋军系的实力人物是段和冯，则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又不受袁控制，和段当时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广西独立后，冯国璋肯定地认为反袁的声势愈来愈大，国内国外的形势袁都居不利地位，因此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

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