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等到了消毒结束，医生往我伤口上撒了一些消炎粉，把伤口包扎了起来。

医生要给我输液，我坚决地拒绝了。把那么大的针插在血管里，不知要怎么疼，我不想再疼一次。医生无奈，只好给我开了些消炎、止疼药。

出了医务室，小伙伴们看着我都笑了起来。

胖翻译说：“哈哈！欢迎我们受伤的英雄胜利归来！可以给你发勋章了！”大家听了胖翻译的话，笑得更厉害了。

黄晓雪看见大家都在笑，不干了：“李天星疼成这样，你们还笑？你们不疼吧？”说完眼泪又下来了。

我看见大家笑、听了黄晓雪的话，觉得奇怪，就又走回了医务室，给医生要了一面镜子。一照，我自己也笑了起来。医生是用绷带包扎我的伤口的。那绷带从头顶延伸到了脖子下面，把我打扮的活像是个刚从战场上归来的伤兵。那打扮，就像是电影上国民党的残兵败将。

我才不要这种形象，要求医生把绷带去掉，用胶布包扎。医生说用绷带安全，伤口可以透气、好得快。可我不干，无奈的医生只好取了绷带，改用胶布包扎。

头上受了伤，还包上了胶布，父亲见了一定会审问我。要是他知道我在外面打架了，我肯定会被惩罚，弄不好还会挨顿打。这样一想，我就发起愁来。

我告诉小伙伴们，谁也不许给大人说在外面打架的事，谁说了谁就是叛徒。小伙伴们都不想当叛徒，都过来和我拉勾,每个人拉勾时就那两句话，“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小伙伴这里说好了，可我爸爸那里怎么办？我苦恼起来。

黄晓雪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李天星，要是你爸爸发现了你的伤口，问你你怎么说呀？到时你怎么办！”

我做了个无奈的表情：“怎么办？等着挨打呗！”

“就说是摔的！”李拐子给我出主意。

“那不行！”胖翻译不同意：“摔也摔不到头上！摔跤最多能把腿摔伤了，大人一听就知道是在撒谎。”

听了胖翻译的话，四和尚跑到了我面前：“就说是和阶级敌人搏斗，被阶级敌人打的！”

“那更不行！”媛和萍一起反对：“四和尚，你说阶级敌人在哪儿？天星这样说了更得挨打！”

我摸了一下脑袋：“四和尚，你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想让老子头上再添个伤口吧？用这个办法骗我爸爸？那是找死！毛主席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再帮我想想……”我一边说，一边在想着对付父亲的办法。

“这样行不行？”黄晓雪突然开了口：“要不……要不你这样说，就说……就说是在参加展览会时，人多拥挤，不小心把头撞在了墙上，没小心把头撞破了……”

“这样行吗……”我心里很没底，但也只能这样了。

回到家里后，见了父母，他们看到我头上的胶布吃惊了，正想问我时，黄晓雪抢上前去对爸爸妈妈说：“叔叔，阿姨，李天星我们今天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她把我们刚才商量的话给我父母说了一遍。父母好像显得有些不信，但也没再问下去，使我蒙混了过去。

我的头受伤了，伤口上包扎着胶布，这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形象就显得不好了。从那天起，小伙伴们就开始休息，等我的伤口好了，大家再排练。

那几天，有些伙伴回家写家庭作业了，有些就趁此机会去没命的玩。

那个年代，老师给布置家庭作业只是一种应付，学生能否完成老师基本不去过问，自觉去写家庭作业的也是家长逼的。到了写作业的时间，大家往往都是集中在一起写，那样可以互相抄，不懂得还可以相互探讨，小伙伴们最愿意在一起写作业。

我那时基本不太做作业（也不愿意写作业），作业基本上都由胖翻译给代劳了。胖翻译完成任务后，我会给他奖励，在玩游戏时让他装个好人，或者给他一些小恩小惠。帮我写作业，成了胖翻译很愿意干的“工作”。

几天后，我的伤口长上了，胶布也从头上拿掉了。那天小伙伴们围在一起写作业，还剩一点就可完成了。胖翻译把自己的作业完成后，帮我写作业。我正在看胖翻译写作业时，有个小朋友来找我，说是王叔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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