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监狱里关押的犯人都是五花八门，绝大多数都是很聪明的人，很有才华的人，犯人几乎是人人都有一份技术或手艺。像监狱的木工，手很巧，做出的木工活十分细腻、精致，干部的办公用具都是他们做出来的，桌椅、柜子板凳做的有模有样。那个年代买不上娱乐工具，这些犯人就用木料的边角料制作了扑克、麻将、军棋、象棋供干部闲暇时娱乐。有的犯人犯罪前就是食品厂的面点师傅，他们做出来的点心、饼干之类的面食，比街上卖的还要好吃。有的犯人还是外语翻译出身，能讲一口流利的外国话。犯人医生大部分是旧医学院的高材生，他们看病的技术很高。有一个姓龚的眼科医生，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医、医学院高材生，看眼疾很有名，很多人经批准后都来找他看眼病，他给很多人医治好了眼疾。犯人里还有水利专家、测量专家、建筑专家等人才，凡是搞农田基本建设或是修渠蓄水，他们都会去搞设计。连那监狱、干部的住房都是犯人里的建筑师给设计的，房屋盖的很漂亮。犯人当中还有几个“八级钳工”、“七级钳工”……他们只要看中谁口袋里的东西，不出几分钟那东西就会到了他们的手里。其中有一个犯人，由于掏包技术非常高超，犯人们授予了他“八级钳工”的称号。进了监狱，他的毛病也改不了，不偷点啥东西手就发痒，但偷了后他还会把东西还给别人。有个干部不信他的盗窃技术，让他试一下。结果，没出五分钟，那个干部的香烟、钱包连同手表都到了他的手里。这些“钳工”们，都是因盗窃罪被送进监狱的。犯人的能人里面，还有各种大师，就像八仙过海，能熟练的各显其能。有一个开锁大师，他手里只拿两根小铁条，就可轻易地打开任何锁，开保险柜就跟闹着玩一样。中队干部、家属的钥匙丢了，打不开锁，都会让他去帮忙，没有一把锁能难住他。还有一些犯人属于武林高手，什么醉拳、长拳、猴拳、少林拳、八卦掌……打得非常好，刀枪剑戟没有不会的。有一个姓罗的犯人，自称是《说唐演义》中第七条好汉罗成的后人，精通枪法，打得一手好拳，熟悉硬气功，功夫很好。他刑满后，我曾跟着他学了一段时间的拳术，从此只要伸出拳头，也能吓唬住几个人。

我还认识了一个姓宋的犯人，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凡是中队需要写东西时，干部就会把他带到队部来，我就认识了他。此人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中校军衔，在解放战争时期潜伏在中?共解放区多年，1949年才被识破，被解放区解放军判刑，解放后在监狱继续服刑改造。他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台湾（据他说他最早在台湾军统工作，在台湾找了个日本籍媳妇，后派他到解放区潜伏才回来，已经多年没和家人通过信、见过面，在后面我还会写到他），这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人很有礼貌，文化很高，他已失去自由多年，连人民币都不认识，后来若干年后被特赦。

关在监狱里的这些犯人，在那个年代，基本生活还是不错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饱喝足，就是没了人身自由。他们最盼望的就是能够收到亲人的来信、收到一份包裹。有文化的犯人最渴望能多看些书籍、报刊，可那个年代除了有限的几本政治书籍和一两份报纸外，其他的根本看不到。

这些人好不容易盼到服满刑期出了监狱了，但他们不能走，还得留下来。

那时候，犯了罪的人刑满后是不准回原籍的，要继续留下来劳动改造，叫做刑满留场就业。这些人虽然刑期满了，可是人身还是没有多少自由。他们要集体编队、编组生活在一起，住在由监狱改造成的大院里，由劳改干部统一管理，出入必须由干部批准。劳作之后，大院和19中队的范围内，是他们唯一的活动场所。作息时间非常严格，每天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晚上七点至九点半的集体学习是他们的必修课，除了墙上没有部队看押和他们有了一份微薄的工资外，其它的待遇和犯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他们和犯人的区别。

这些刑满释放的，每年都有春训、冬训两次专门教育训练活动陪伴着他们。这些活动主要是组织他们学习、检讨和检举揭发各种违规语言、违规活动，要人人过关，搞得他们人人自危。对“问题”严重者，会采取开批斗会、禁闭（那时不叫禁闭，就是直接关起来）、干重体力活等严厉手段加以制裁。这些人最不愿意被批斗，因为批斗时除了自己交代问题、别人发言检举揭发、批评帮助外，还会有一些改造积极的会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肢体攻击，让这些人苦不堪言。活动开始后，这些人就会不寒而栗，意识只能随着活动走。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就业职工”。

这些“就业职工”享有“探亲假”，但享受假期必须要有“表现好、靠拢政府”和请假必归的前提。如果请假不归，干部就会换上警服、拿着手铐去把他抓回来。到那时，请假不归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轻则再也不能请假、挨批斗，重则会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般表现好，请假能按时回来的就业职工，再请假就容易一些。相比之下，上海籍的就业职工要比其他省籍的就业职工请假更容易一些。这些上海籍就业职工的脑子很灵，他们每次去上海探亲回来，都提着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香烟、糖果等东西。

60年代，各种物资紧俏，什么都是凭票供应。劳改农场地处偏僻、遥远之处，可能是人们把这里遗忘了，像那些城市里供应的东西这里根本就没有。农场产什么就供应什么，不会生产的就没有供应的。这些就业职工回到上海后，就找亲戚朋友们搜罗各种票证，购买一些香烟、糖果、布料和指甲刀、小剪刀、打火机及女人们戴的头巾、围巾、女孩子头上扎的绸子、头绳、发卡之类的小商品带回来，然后加价卖给干部。那时上海造的东西质量均属上乘级别，大家都很喜欢。这些就业职工给带回来的东西加了价，来回的路费就挣回来了。我记得他们带回来的烟有“海鸥”、“牡丹”、“中华”、“光荣”、“大前门”、“红双喜”、“群英”、“上海”、“凤凰”、“飞马”几种牌子的，干部里的“烟鬼”见了这些牌子的烟都很兴奋。他们给干部卖烟时，还会卖给干部一个“五星”牌打火机（从香港走私到内地的）。那是一款名牌打火机，防风，燃烧好，工艺很漂亮。最受小孩欢迎的是他们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什锦糖、酒心巧克力。那种巧克力里都装有一点点酒，上面写着“茅台”、“西凤”……等名酒名字，很好吃，多吃几块也不会醉。女人和女孩们最喜欢那些布料、头巾、围巾和那些小商品。他们把东西带回来了，一般大家都会去购买。

这些“就业职工”没有政治权利，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当地牧民、农民不可比拟的。他们有工资，吃食堂，每月花十几元生活费足够了，还给他们配备了专门医生（也是刑满释放的），看病不用花钱，基本上是生活无忧。但他们处的环境很危险，在语言、行动上稍有不慎，就有重新回到监狱的危险。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这些就业职工虽然出了监狱，但他们和监狱里的犯人一样，还是专政对象，属于“阶级异己”的范畴。干部和他们的关系，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他们这些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干部批评教育他们的时候，就像是长辈在教训晚辈，他们要做出诚惶诚恐、非常安分、驯服老实的样子去接受，就是挨骂也绝对不敢还口，没了做人的尊严。这些就业职工见了干部，和干部说话，都是有一定规矩和要求的。我觉得他们见了干部，就像是电影上的奴隶见了奴隶主，就差跪下了。就是干部的孩子训斥他们、让他们去做什么，他们也会洗耳恭听、规规矩矩地去做。在劳改农场，就业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们、孩子们是一群最无助的群体，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就连孩子之间，干部的孩子是不会和就业职工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就像电影上描写的，地主的孩子不和穷人的孩子一起玩耍一样，属于那种状况。那时，上小学的孩子需要马车接送，车上的座位都是干部子弟的，就业职工子弟大部分都是站着乘马车，相当不公平。我很看不惯这种现象，觉得这不是文明社会，但又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就业职工”留场就业后，劳动强度丝毫没有减弱。虽然他们从劳改到刑满，已经完成了从其他行业转变成为农业劳动者——“庄稼汉”的历程，但谁也不想再干重活、累活。聪明的就业职工就会通过进一步的认真改造、优秀的表现来引起干部的注意，最后达到调换工种的目的。

在就业职工的工种里，到食堂做饭，尤其是在干部灶做饭，看麦场、在马号（马厩）喂马、打扫卫生、种菜看菜、木工、裁缝、理发、看门、养猪、赶马车、当医生护士是最好的工种，每个就业职工都想去做。但医生护士、厨师、木工、裁缝、理发是技术活，必须找有技术的人去做，剩下的那些工种就成了就业职工们的竞争目标。在这些可以竞争“上岗”的工种里，最吸引人的就是赶马车。那时候，19中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出门全靠马和马车。而中队长和指导员才有专用马匹，给他们配的马匹就像现在给领导干部配的卧车一样，级别不到是不给配的。马车就相当于现在给大家配备的公交车，没有它你就出不了门。如果就业职工能赶上马车，那就交好运了。那时，19中队没有学校，队上给上小学的学生专门制作了一辆箱式马车。那车就跟现在的公交车一个样，用木料做的车篷，车篷两面装着玻璃窗，里面安装了几排小座椅，中间生了个小火炉。一匹大辕马、两匹梢马拉着，一天两趟，专门到大队部小学去送接学生。

大队部比19中队规模大一些，它是这个荒原上最繁华的地方。19中队需要的很多物资都要从那里购买，那里商店的东西也比19中队的多。19中队离大队八公里，想去那儿买东西的就业职工去时就想搭车。为了坐车，就免不了给赶车的敬敬烟、说几句好话。他不同意，那些就业职工就只能走着去。

19中队还有几辆更大一些的马车，每辆车都是一匹辕马、三匹梢马拉着，跑起来飞快，那是专门跑长途、去农场场部的马车。

场部对整个农场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大队、中队都需要从那里拉回更多的物资，还要去那里接送出差的干部，接送上初中的学生，这样就离不开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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