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
杨维桢生于元贞二年（1296），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
杨维桢出身宦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为州官，在铁崖山中筑有一处藏书楼，藏书数万卷。杨维桢小时就在这楼中读书。为了不让他下楼戏耍，父令去楼梯，用辘轳传食。这样过了五年，杨维桢学业大进，连他的老师也自愧不如了。二十岁时，杨维桢赴涌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
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杨维桢为官勤政爱民，狷直忤物。泰定四年（1327）三十二岁进士，任天台县尹。后调钱清盐场，因不善逢迎，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明太祖召征他纂修《礼乐》及《元史》，他以年迈为辞，作《老客妇谣》一首，表其不仕两朝之志。明太祖强之再三，赐安车进京，仅留京百余日，待修纂叙例方定，即请归，抵家不久即逝。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杨维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开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等。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故宫博物院）、《张□城南诗卷》（上海博物馆）、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杨维桢-书法作品《真镜庵募缘疏卷》纸本，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卷中所谓“真镜庵”者即“珍敬庵”，或称“天隐子”，旧址在现今上海高行镇。杨维桢至晚之年与僧道交往甚多，经常行迹于庙宇庵堂间。此件作品即为“真镜庵”所写的疏文。此疏未具年款，然从杨维桢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过游沪上，得交此道友人的史实看，这个时间应确定在他的晚年为妥当，换言之，杨维桢此件《真镜庵募缘疏卷》的写作时间，
当以1360年之后和1368年之前为客观。《真镜庵募缘疏卷》全文一百四十五字，总四十二行，每行大多三字或四字。展观通篇书卷，但见笔里行间吞吐腾挪，拍塞满纸，枯湿浓淡，真气逼人。整个书幅，完整地再现了一代文坛骁将的强烈艺术个性，和晚年创作炉火纯青的完美艺术境界。这种全由性情而生的书法之作，即使就整个书法史而言，也可说是分外稀见的！此道识者，明代大书家吴宽曾用“大将班师，三军奏凯”这般激赏的话来称赞杨氏，想非虚言。
《周上卿墓志铭册》，纸本，纵25.9厘米，横86.2厘米。这是至正十九年（1359）杨维桢应友人周上卿之请所撰写的墓志铭文。所撰行文简洁生动富于性情，充分显示了杨氏出色的文学才华。文字小楷书为摹勒上石之底本，但见用笔稳健劲险，结体端严精准。值得称道的是，通篇因笔致挺健多用挑笔，而愈显气息连贯满幅生机。
杨维桢书写此《周上卿墓志铭册》时已经六十四岁。从书法创作的功力积聚、书写状态和表现手段看，这个年龄当然是艺术创作的至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