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认为武宗在豹房、宣府穷奢极欲的时候把大权放弃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还是特别强调虽然大臣不许前来，但奏章要一件也不许少地送到宣府，至于武宗是否批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武宗虽然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但在权力上一点也不糊涂，对权力抓得很牢。
武宗虽有着放荡不羁的本性，但他在内心里一直盼望着能够像太祖、成祖那样立下显赫的边功。他之所以听信江彬的鼓动游幸宣府，与这种想法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德十二年十月，正德年间铜手铳武宗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在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50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康陵正德十五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31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小王子，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正统朝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是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奇特的一生，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世宗朱厚■，在位45年。在位时间之长，在明代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45年的世宗像
时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在明代皇帝中，他的权术也许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残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弄权术，却交集于他的身上。他也许是最能够体会专制皇权的优越性的一个皇帝。他的堕落，非常迅速，而且彻底。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总之，本来他应当是在湖广安陆府一个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却最终因获得了皇位而被皇权扭曲成为一个怪物。似乎，一切都开始于”大礼议”--一场与他亲生父亲有关的政治争论。
”大礼议”过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他对于一般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权柄，并且永远高深莫测。孟森对于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议礼”二字概括。那么，何谓”大礼议”？大礼议的实质是表明了明朝皇权正统的转移，即帝系从孝宗、武宗一系转到世宗一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亲兴献王。大臣们与世宗所争论的问题就是，新即位的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孝宗为伯父？还是称孝宗为父亲？如果称孝宗为父亲，那么世宗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世宗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的皇权杨廷和像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专制权威。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诞的武宗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没有子嗣继承。武宗去世，政府的工作实际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由于朱厚在当时是宪宗皇帝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朱跟孝宗是兄弟，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次日，太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出发赶赴安陆，迎接朱厚前来即位。谁也不会想到，迎来的15岁的朱厚竟是如此难以对付。
从正德十六年（1521）始至嘉靖三年（1524），朱厚依靠一部分臣工们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对立了整整4年，而在这一过程中，朱厚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杨廷和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遗诏，竟然一开始就成为朱厚迫使他改变立场的利器。遗诏中用武宗的语气说：”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最关键的是最后四字”嗣皇帝位”。所以，当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进城的礼仪就成为第一个问题。礼部员外郎杨应奎、郎中俞才拟定的仪注，是照准皇太子即位之礼的，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
朱厚看过之后，就对身边的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当时，朱厚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后来，袁宗皋以从龙之功任内阁大学士，由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升至一品大臣。但在当时，朱厚无疑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当时的文官政府。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以遗为依据，就是不同意。最后，张太后命杨廷和等人先实施”劝进”这样一个程序，等于在形式确认朱厚为皇帝，然后再按皇帝的仪式让朱厚入京。朱厚当即受笺，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而是立即受笺，由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后来的人说，这件事说明朱厚的心中”早有定见”--即”继统不继嗣”。
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袁宗皋说：”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但是，我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的父亲朱厚据说”嗜诗书，绝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小胜。但是，接下来的”大礼议”，竟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朱厚”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朱厚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祐惟一的儿子朱厚过继给孝宗为子而正式成为武宗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祐，继承王位。对于这样拔萝卜似地拔来拔去的安排，朱厚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朱厚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朱厚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