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蕃，俱集市茶。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

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

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KK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埋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KK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打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蒇线接近。

KK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唐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要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

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备注：鉴于4月需得完成10万字的正文稿子任务，茶马古道未完结的内容，本人将会在空闲之余，持续补上，不尽之处，望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