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圣德如天，爱民如子，臣不胜钦服之至。”

“不过啊，这等事解决了，相较而言，府里的经费大约也能够节省下来，既然有了钱，就再不能层层伸手，处处拿钱。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州县不准要书办、百姓的钱。谁要钱，谁负责任。”

皇帝的脸色逐渐转为严厉，“若是日后再有人向朕奏报，说你这天津府治下有什么盘剥行径，胡林翼，你仔细你的皮”

“是，臣旁的不敢保，这份清廉之心，必不落于海瑞刚之下。”

“你能够有这样的志向，自然是好。”

君臣几个说着话，有内侍把曾国藩的牌子递了进来，皇帝听说他来了，立刻传见。

曾国藩稳稳当当的走进大殿，进门先碰头请了圣安，然后起身趋行几步，在拜垫上再一次跪倒：“臣，曾国藩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从京里来吗？”皇帝问道，“家里的事情，可都已经安顿妥当了？”

“是。”曾国藩碰头答说，“皇上万几繁重，还时刻挂念下臣，臣带阖府家人，叩谢皇上圣恩。”

“你在去年三月给朕上的折子，朕看到了，”皇帝说，“本来是想即刻交部公议，然后找寻到一条可行之法，推行下去的。不过朕想，这等大事关系匪浅，可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各省八旗、绿营之中，兵士、将佐得闻此事，事先托人烦窍，闹到朕的案头来，也实在难以两全。所以，才始终没有给你一个批示。”

“是。”曾国藩在家乡守孝三年，虽然不能入朝辅政，但是也不是荒废时光，咸丰三年三月的时候，皇帝把文煜请求裁撤各省兵勇，然后用结余下来的饷银给八旗兵士加饷的折子下发到各省，由各省督抚，统兵大员共议，他在家乡也看到了，他同时看到的，还有阎敬銘从京中派人给他寄来的一份信，内中大约是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桴鼓相应，于裁撤兵勇之事一呈赞同之声，而对于给八旗兵士加饷，也请他共同抵制。

曾国藩在家中想了很久，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份折子封上，会为自己怎么样的在朝中树立起太多的敌人，不过就自己多年来所见，兵制也实在是到了不能不改革的时候了。而且他知道，皇上年轻果敢，有为之君，定能虚心纳谏，一力推之。到那时，自己就算是落得个‘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结果，也是君子正色立朝，在所不惜了。

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奏章，是针对各省兵员冗杂，国家用度不足为由，请求大力裁汰。这份奏章的名字叫《议汰兵书》。

奏章封上，皇帝那边再也没有了下文，弄得曾国藩心中很是嘀咕了一番，是不是自己在折子中的话太过切直，引得皇上不喜？

在上一年三月中旬的时候，皇帝就看到了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其时正是各省督抚为文煜的一道裁撤各地勇营奏折闹得沸反盈天的当口，皇帝明知道曾国藩奏折中陈奏的都是正言谠论，也不想、不愿意让他为了这件事得罪了全天下的人，故此，一年来，他一直把这份折子留在身边。

这一次曾国藩到行宫陛见，皇帝先向六福说道，“去，把朕随身带着的匣子取来。”

匣子取来，皇帝拿钥匙把上面的铜锁打开，取出了一本厚厚的白皮折子，“曾国藩，这是你上一年给朕上的折子，赛尚阿，你给同僚念一遍。”

“喳。”赛尚阿从地上爬起来，在六福的手中接过奏折，先展开来看了看，奏折的内容很长，不过用字很浅显，他确认能够念断句了，这才朗声诵读：“……窃维天下大弊有二端，一曰用度不足，二曰兵武不精。兵武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有悍卒，以千百人聚众械斗为常；黔蜀冗兵，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匪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良冒功。章奏缕陈，谕旨缕斥，不能稍变故习。”

接下来，曾国藩在折子中就用度之绌大发阐论，“……至于用度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致甲辰，五年之间，一浩于夷务，再浩于库案，三浩于河决。固以不胜其浩繁，乙巳之后，鲁豫之旱，歉收恒在千万之外，又发帑数百十万两以赈济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

“宣宗皇帝每与臣下谈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叹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材之非计也。臣尝计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统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而水旱偏灾，虽尧汤不免。以咸丰元年之丰稔，而有江浙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为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子所深耻者也。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每多搜括一份，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

“至于岁出之道，兵饷为第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羸绌一大关键，请即为我皇上陈之。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份，总兵六十份，副将而下依次递减，至千总五份，把总四份，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尝在六七万。”

“至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相羸绌一大转机者也。”

“……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举，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两。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书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以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需用七千万两，请毋庸概增。高宗旋以廷臣议驳卒。”

“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两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余，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也易；节之如此之少，且难矣。”

接下来他说，“今臣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或恐生变，唯缺出而不补，则可徐徐行之，而可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癣甚者，比剜其腐肉而生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新肉，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驰怠不知所底。”

“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而力愈弱，饷愈多而国愈穷。北宋中叶，兵常至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兢，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十八弯，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籍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番、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常数，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栩卫京师，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

“臣今之说，缺出不补，不过六年，五万即可裁撤完毕。行一马二步之计，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十年以外，于经费大有裨益。此项银两不可轻动，督抚岁终奏解户部，另行封存，专备救荒，救灾之款。永塞开捐之门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

“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卢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整，番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余年，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于战陈之事，又不见集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

“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典，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虽远偏，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

“昔日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以此案进呈，伏乞圣裁。”

曾国藩所上的《议汰兵书》，笔者照实而录，并不是为了凑字数，而是是想请很多关心、关注这部书的读者看一看，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已经认识到了兵制其中的危害，并且在思考着正确而可行的解决途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