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逸夫的角度来看，这场论证中压力最大的应该是水土资源，地质方面的讨论组，作为发输电方面的专家成员，就事论事，只谈自己的专业，完全不会有任何理由不签字，不愿承担责任，王英如此毫无道理，不顾脸面与身份的反对，恐怕是因为在大立场上的反对，而非电力技术。

因而所有人说的所有道理，她比谁都清楚，只是她也没有选择，只能用这种方式在专业范畴内反对。

想得势力一些，如果上层领导要绝对控制“拒绝签字专家数量”的话，风平浪静的电力讨论组突然出来一个幺蛾子，一定会苦不堪言的，这个压力最终将落在讨论组长、副组长们的头上。

有趣的是，前世的论证结果中，400余名专家，刚刚好仅有9人拒绝签字，9，一个多么微妙的数字，刚好没有达到两位数，耐人寻味，想必这是做了无数思想工作的结果。

方才王英提到了三门峡，引出了会场长久的沉默，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确实是反对方屡试不爽的一个反驳依据，毕竟没有什么比事实更加有说服力了。

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是我国第一座以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为目标的综合大型水利枢纽。三门峡之于黄河，即三溪之于长江，它们无论在政治上、技术上、状况上抑或是争议程度上，都是如此的相似。

三门峡大坝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光是听到“大.跃.进”这三个字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了，那个时期的精神就是就是不遗余力脱离实际地发展生产力，政治上搞“一言堂”。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我国与苏联人合作。建造了这座黄河第一坝，那还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

三门峡的反对声音同样也有，但不如三溪这么严重，原因也很简单，敢于真正意义上跟太祖唱反调的人毕竟是少数，那时唱反调的专家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天地良心，为自己读的那些书，他们的名字也都被历史铭记，始终受人尊敬。

待1961年大坝落成后，争议与利弊。时至今日依然说不清楚，唯一能肯定的是。当时确实低估了黄河的泥沙沉积量，也低估了这样一座大坝对环境，对周围省市特别是上游造成的连锁影响，事后美周郎曾在外交场合中承认，“确实打了无准备之仗”、“科学态度不够”，同时也肯定了那些被压制声音的反对者。

至此，黄河上游水患等诸多问题都扣在了三门峡的头上，甚至有人将“75.8”溃坝的锅都远远扔给了三门峡。连省与省之间的争端，偶尔都会以这个大坝为发泄口，不少人恨不得炸坝而后快。在这个论证当口，三门峡自然也会被拿来说事。

实事求是地说，在工程设计上。三门峡确实有不科学的地方，一方面是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是老毛子提供的技术实在不成熟。投产后不久就进行了两次改建，这也确实造成过小范围的危险。

但论到千百年来的黄河水患，三门峡是利是弊，还真的说不清楚，似乎最后的论调依然是功大于过，对治理水患，创造效益，积累经验起到了关键作用。

退一步说，如果三门峡真是个祸害的话，在三溪落成之前留着它，可以说是为了三溪论证能通过，而在三溪稳定运行10年后，这座近六十年前的大坝却依旧矗立在那里，可见它依然有存在的意义，毕竟我党已经坦然面对过去几十年犯下的一些错误，也对太祖功过有了定论，该平反的平反，该改正的改正，没必要再为一个三门峡死要面子活受罪。

但不管怎样，此时会场中的人思想是不可能这么解放的，三门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一种创伤，对水利、水电人的创伤，源于那段历史，源于不靠谱的老毛子。

沉默之中，岳云鹤叹了口气，这口气不仅是叹给三门峡，同时也代表他几乎放弃了对王英的最后争取。

许多人也跟着发出了微微的叹息。

王英也放缓了一些语气，冲着夏雪这边道：“小夏，刚才我说话态度有不对的地方，也许是情绪太激动，立场太坚决，不该把面对你父亲的态度带到你身上。”

此举倒是让人有些动容，虽然很顽固，但她还是讲理的，毕竟是大学教授的身份。

夏雪也让了一步：“我态度也有问题，没控制住，谢谢王教授的原谅。”

气氛终于放松了一些，王英也跟着释然笑道：“你看，这一点你就比你父亲好，懂得低头和谦让，虽然这张嘴也不遑多让吧……”

不少人跟着笑了起来，父女之间总有很多共同点，却又总有一些泾渭分明的地方，这就是人类的有趣之处吧。